张学良和杨虎城感情到底怎样

晚年张学良对其一生中最大的两件事——九一八、西安事变，在态度上是大相径庭的。

针对九一八，只要有勇气就可以一针见血地谈清楚；而西安事变则像一个历史的灰暗魔盒，张学良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脸面从内心拿出那把锈迹斑斑的历史钥匙的。

九一八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不抵抗的责任该谁来负？

在那段历史基本尘埃落定，蒋介石也故去后，张学良最终拿出些面对历史的勇气，他坦承下令不抵抗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他自己。

算是帮蒋介石卸下了背负的历史黑锅，这符合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复杂感情，他一直认为蒋介石是看得起他的，对他不错的。

九一八之所以能谈，还有一个原因，错误的落脚点好找，一个战略错判虽不能说是透彻的实话，但也不能算是假话。

但到西安事变就不同了，真相太深，也太沉重，说出来不是给历史填坑，而是挖坑。一旦说多了，不是张学良本人再朝坑里跌一次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因此都会掉坑里去。

其实不光遇见杨虎城后人张学良是不发一言，就是他对西安事变发过的那些言，基本也都是不痛不痒的桌面话。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最有说头的就是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究竟说过些什么？

因此，在剖析他为何对杨虎城后人不发一言前，咱们最好先来看看针对西安事变，张学良说过什么。

张学良本事不咋样，但毕竟在庙堂高位上待过，避重就轻，只说其表不说其实的说话艺术还是有的——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对西安事变的说法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这事他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

第二点，他送蒋介石回去是预备被枪毙的。

第三点，他跟蒋介石的冲突就两点，先攘外还是先安内。

第四点，蒋介石让他拿机枪打学生激怒了他。

品味这四点，很容易就能品出一些深意：强调自己没有私利则暗示着别人有私利；有赴死之心则暗示自己不是苟活之人，实为自己的惭愧内心找支点；攘外还是安内是唯一一块可以拿出来讲的盖棺棺材板，也是真相的挡箭牌；蒋介石激怒了他则是为自己被利用、冲动酿下大错找台阶。而牵扯到杨虎城，从头到尾张学良只既简单又含蓄地说过两句话，一句，为杨虎城被害感到一些惋惜；二句，西安事变受杨虎城的影响比较大。

其实有这两点，他见到杨虎城的孙子为什么一言不发就不言自明了。

1999年、2000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张学良见到他时，除了“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值得一提的是，杨瀚两次见张学良的地点都很有意思，第一次是在教堂，第二次是在海边。

教堂是个让人忏悔的地方，海边是个容易让人内心沧海桑田的地方，就冲这两个地方，张学良也只能一言不发。

再结合他说过的杨虎城两点，就更是如此了。感到惋惜则意味着他的内心有些惭愧，一起捅破了天，结果杨虎城一家家破人亡，而自己却活到了百岁；受杨虎城影响较大的背后就更是难言了，因为事后的忏悔，对杨虎城当初的怂恿，他的内心是有积怨的，而且忏悔越深，积怨可能越深。

如果用稍极端或者不那么严肃的方式说，在教堂，如果非让张学良开口，他最想说的恐怕是抱怨杨瀚的先人。

在海边，张学良如果要开口的话，他想说的恐怕只能是惭愧不已。

总之，这两个场景叠加在一起很有历史苍凉的味道——

有一种无言叫既有怨又有愧。

这首歌《松花江上》表达的情感已经都写在了歌词里，你细细品：

歌词内容：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 “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蒋介石、张学良拱手让敌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

　　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又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 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车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