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打败了哪八位大臣，达成了君临天下的目的？

一、咸丰最后想玩一把权力制衡，却没有玩好

咸丰十一年，即一八六一年的六月中旬。咸丰昏倒了，这次严重的晕倒让他在床上躺了十来天，醒来不久，一个月后的七月十六日晚饭后又再次晕倒，两次晕倒让咸丰明白，他这个真龙天子在凡间最后的日子到了，醒来后他立刻召集大臣们托付后事。此时咸丰的精神很好，意识也非常清晰，也许是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让他以坚强的毅力打起精神，他一批一批的接见朝臣，一直忙到深夜，下了两道重要谕旨：

一是立那拉氏所生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大臣肃顺、兵部侍郎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额附景寿等八大臣辅佐太子，要八大臣“尽心抚弼，赞襄一切政务。”

但是咸丰给八大臣赞襄政务的谕旨，有个漏洞。

亲写遗嘱遗命，但是咸丰帝“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因此谕旨上有“承写”字样，乃是肃顺等人受咸丰之命代写谕旨，再经咸丰帝认可。这为后来两宫的政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两道谕旨，使得咸丰之后大清新的国家权力结构成立，这个权力结构就是：皇太子在八大臣辅佐下行使权力。但是皇太子才六岁，因此八大臣成了权力的实际行使者。

这样的安排非常简单明确，但是没有了钮祜禄氏和那拉氏两人的烤火费。

可是咸丰又在两道谕旨之外，专门给皇后钮祜禄氏和那拉氏做了特别的安排，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一枚，又给皇太子载淳“同道堂”

印一枚，皇太子的这枚印由那拉氏掌管，今后皇帝谕旨，起首盖“御赏”印，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只有两枚印同时盖上时，谕旨方才生效，否则便是无效。给皇太子和八大臣颁布谕旨的第二天，咸丰向八大臣和热河诸臣公开宣布了这两枚印章的功效和拥有者。

咸丰这么做，无疑是对八大臣说，你们是老大，你们说了算。可是还没等八大臣笑出声来，就跟着来了第二句，你们要行使权力还必须通过皇后钮祜禄氏和那拉氏。这让八大臣心里“咯噔”一下。

一切安排完毕，咸丰便“殡天”了。之后，那拉氏的儿子载淳接位皇帝，钮祜禄氏尊号“母后皇太后”，那拉氏尊号“圣母皇太后”，之所以以钮祜禄氏为母后，是因为钮祜禄氏为嫡，而那拉氏为庶。

不知何时起，那拉氏的行政能力已经超出咸丰。咸丰常常在背后发牢骚,对钮祜禄氏说那拉氏“机诈”，对肃顺说那拉氏“擅权”，结果，敦厚的钮祜禄氏还不太计较，肃顺则对那拉氏的厌恶之心大起，与那拉氏势同水火。

咸丰之后的双方，各种主客观原因决定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不说那拉氏具有的皇太后身份和她本人对政事的敏感，就因为和八大臣之首肃顺的恶劣关系，为了自己孤儿寡母的生存，她也一定会朝着负面想：要是肃顺掌了权，我就完蛋了。而八大臣方面，做为咸丰钦定的托孤大臣，尤其对权力渴望又敢干的****肃顺，也同样要揽权。

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们，以自己对中华千年兴衰历史的理解，认为老六奕䜣才是中流砥柱，他们认为低调的奕䜣更能处理好这个国家的内外关系，因此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奕䜣辅政，可是结果奕䜣偏偏被排斥出权力中枢，他们感到不解和不平，甚至一度认为是肃顺一伙假传谕旨。

其实咸丰生前，奕䜣一直想来热河觐见，却因为被咸丰猜忌而未获批准，咸丰死后，奕䜣又想来热河祭奠，又再次为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所阻。

咸丰想玩权力制衡，可是智商不太够，结果反而增加而且加深了各种矛盾，形势变得错综复杂。

二、慈禧赢得了第一轮的胜利

咸丰死后第二天，钮祜禄氏和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正式成为两宫，钮祜禄氏为东太后，那拉氏为西太后，而就在这一天，两宫和八大臣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两宫认为，手握印章，两人的权力就在八大臣之上，在一切国家事务上有最终决定权。凡经她们认可的拟旨及同意处理意见的奏疏，都必须交给军机处或内阁议行；凡她们不同意或不满意者，皆不下发。

八大臣认为，两宫不得阅看奏折，皇帝的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两宫只负责盖章，不得更改也不能随意否决八大臣拟定的谕旨，说白了，两宫手中的印章只是橡皮图章。

双方差距太大，但是僵持四天后，肃顺等人还是退让了，对两宫的意见完全接受，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较量，以两宫完胜而告终。

两宫争取权力的第一仗虽然获胜，但是并未改变她们在八大臣面前的弱势。肃顺之所以能让步，也是基于这点，他认为两个年龄轻，涉世不深又没有文化的女子，被自己困在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热河，是不可能处理好这个有着广袤国土，四亿人口，官僚系统复杂的庞大帝国的内政和外交的，他甚至还认为，即使将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也将无所适从，还会乖乖的匍匐在自己脚下。

但肃顺自负太过，好谋无断。肃顺本人并无多少人格魅力，如同满清大多数的八旗子弟一样，他也乐于享受腐化，他的“杀伐果断”，并非是来自身正行端的理直气壮，而是凭借他爱新觉罗氏的身份。

因此肃顺对两宫的让步，除轻敌之外，不能不说是输给了西太后骨子里的那份强势。

第一回合较量之后，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方面以为两宫已经技穷，可是以西太后为主的两宫却在悄悄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她们很清醒的认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无法和八大臣较量，为了让力量的天平翻转，她们瞄向了北京的恭亲王奕䜣集团。如果两宫和奕䜣结合，就可以和肃顺一战。

如果说咸丰离开北京时，奕䜣还是弱小的光杆司令，此时却已经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除了士人的支持，还有军方的力挺，此时大清的军队，除去南方和太平军作战的几支，就是在京畿和英法联军作战的蒙古满洲骑兵，这支军队虽然已经被英法打残，但在英法撤军后，奕䜣开始重新扩充和训练这支军队，将满清名将僧格林沁，胜保等囊括麾下，更亲自过问东三省的军队。

与西太后相反，肃顺并不太重视奕䜣，他认为有了小皇帝载淳这张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计策是先将两宫和载淳稳在热河，让奕䜣“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隔离两宫和奕䜣两集团，首先击破两宫，大局定后回銮北京，纵使奕䜣有天大的能耐也只能俯首称臣。

可是第一轮的较量后，小皇帝却是被两宫紧紧抓在手中，这就使得肃顺之计成了水中月。

三、联合奕䜣对抗肃顺

虽然两宫有小皇帝这张牌，可是以政治实力来说，还是无法和肃顺抗衡。文化程度不高却非常喜欢看戏和听书的西太后，显示出她对政治天生的悟性，戏里和书中吴蜀联合抗曹的故事，平庸者只图看个热闹，西太后却结合在了实际：眼下来说，我和恭亲王就是吴蜀，肃顺就是曹操。

西太后明白，要和肃顺相抗，须联合北京的奕䜣。

可是两宫身边都是肃顺的亲信，她们既无法和北京的奕䜣发生直接联系，奕䜣也无法主动和她们联系。

而奕䜣已经接到了肃顺发出的“无庸前赴行在”谕令，因此只能呆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

无法直接联系，就曲线联系。西太后将自己的妹妹叶赫那拉婉贞和妹夫醇亲王奕譞拉进来，通过他们建立与奕䜣的沟通渠道。

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的七儿子，也是恭亲王奕䜣的弟弟，他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帝。奕譞长得和奕䜣很像，性格却比奕䜣更刚强，他坚决站在自己的兄弟和妻姐一边。奕譞将西太后给奕䜣的信以密札方式，在一条不为人知的通道上，经过不少于六人的手依次层层传递，最终传递到了北京奕䜣手中，整个过程悄没声息，不露痕迹。

密札传递的成功，证明了八大臣布置的那张看似密不透风的网，其实是千疮百孔。

奕䜣接到西太后密札四日之后就赶到了热河，他直奔灵堂，在周围大臣们愕然的眼皮下唱了一出哭灵计。

奕䜣这一出让八大臣措手不及，却让两宫大喜，她们传出话来：“宣恭亲王觐见。”

恭亲王奕䜣毕竟经历过外交历练，他此时胸有成竹，以退为进的对端华说：“既然要我和我嫂子避嫌，请郑亲王和我一同进见就是。”端华转过脸看肃顺，这时肃顺笑道：“老六，你和你嫂子见面，我们陪着算什么事啊。”肃顺一开口，其他人再也不能说什么，恭亲王展颜一笑，朝两宫房间走来。

奕䜣的到来对两宫无异于雪中送炭，她们向奕䜣尽情释放数日来的压抑和恐惧，绘声绘色的诉说着肃顺、载垣、端华三人的恶行和其他五个大臣的无礼。

三人这次在肃顺等人眼皮底下的约两个小时会面，成形了一个除掉肃顺、载垣、端华三人的统一意见。之所以说是统一意见而不是行动计划，并没有具体的布置和设想，一切都寄希望于奕䜣随后的运筹帷幄。而为了争取奕䜣，慈禧提出了让奕䜣“总理赞襄政务”之职，也就是事成之后由奕䜣取代八大臣。

奕䜣从两宫院子里出来回到灵堂，见肃顺等人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倨傲，反而显得恭敬，心知他们起疑，便依旧装得一脸沉痛。

肃顺等人原以为奕䜣和两位太后的见面只是礼节性，没想到却见了两个小时，心里不踏实，他们很担心这两派合流，因此对原本看不上的奕䜣也颇忌惮起来，也想从奕䜣的举动上看异样，却不得所以。

几个时辰后，两宫就发出谕旨，即刻准备回銮北京。“回北京”是奕䜣和两宫铲除肃顺计划的第一步，奕䜣郑重叮嘱两宫：“回到北京就好办，否则无从谈起。”而这第一步需要两宫发起。

两宫的谕旨遭到肃顺等人当然的抵制：“京师现在是洋人的天下，我朝并无一兵一卒，加之皇上幼冲，此时回京危险重重，不可贸然行事。”

肃顺等人此时仍将两宫看做不通实事的小女孩，采用吓唬手段，因为他们随咸丰从北京到热河就是一路被吓过来的。但肃顺等并不知道，由于之前和奕䜣的会面，两宫早就知己知彼，因此并不畏惧肃顺的恐吓，她们立刻回复：“

回京是我们的决定，若遇危险，与尔等无干。”肃顺把载垣、端华拉倒一边：“一了百了，在回京的路上把她做了。”

端华、载垣二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肃顺对两宫的看法太过危言耸听，肃顺不得要领，无奈的说了一句：“等着后悔吧。”一跺脚，先走了出去。

四、两宫、奕䜣、肃顺三方玩智斗

自两宫回京的谕旨传出后，奕䜣表面上无所事事，暗地却加紧催办回京之事，私下拜访他认为可靠的官员，得到了不少官员效忠的承诺。

肃顺等人也没有闲着，为了争夺回京之后的话语权，除加紧攫取各个实权职位外，还任命了一大批亲信，但是按事先达成的协定，这些人事任免的奏折都必须报两宫，两宫心中有数，为了掩护自己暗度陈仓，便将这些奏折全部予以批准。肃顺等人大为高兴，也更加轻视两宫。

两宫刻意在肃顺面前表现出的幼稚行为，无形中也为奕䜣的活动提供了掩护。奕䜣的私下活动，肃顺其实也有耳闻，可他并不怀疑，他认为这符合老六的本性，见一见多日不见下属和朋友也是人之常情，躲起来不见才是心中有鬼，况且他实在小看两宫和奕䜣，根本想不到两者已经合谋。奕䜣回京前一天又见了两宫一面。

来热河这阵，奕䜣有了破肃顺之计，他并不想直接和肃顺撕破脸，而是授意在北京的大臣周祖培上奏折，提请两宫“垂帘听政”。奕䜣未将此计告知两宫，因为他担心两宫把不住嘴把自己供出来，如果引起了肃顺的警觉，将全盘皆输，为此他特地赶在奏折到达热河之前离开，以时间差来甩掉自己的干系。

周祖培乃是嘉庆二十四年的进士，中举之后便一直在京城为官，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在礼部、工部、刑部、吏部、兵部和户部都任过职，为官经历丰富，学生门人众多，朝中官员们资历鲜有出其右者，咸丰九年任吏部尚书兼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这年，道光中期才冒出来的年轻小字辈肃顺如日中天，竟也官至户部尚书，两人便同案办差，可是肃顺跋扈强势，大权独揽，把周祖培弄成了摆设，只要周祖培想做的事，肃顺就会否决，三朝元老周祖培慢慢的被边缘化。

此时周祖培突然得到奕䜣授意，他知道自己无法置身事外，在两宫、奕䜣和肃顺八大臣之间，唯有选择两宫和奕䜣。

周祖培也是个老奸，他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指使门人，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充当先锋官。董元醇年轻气盛，有奕䜣和老师为后盾，也乐意当这个先锋，便上奏折要两宫在两位亲王辅佐下“垂帘听政”。

西太后见到这份奏折，内心高兴，但拿着奏折仔细观看，发现奏折上没有八大臣的批阅意见，原来八大臣没有签字就直接送上来，心想：这帮老王八蛋在试探我。

八大臣呈上奏折而不做批阅，实际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来占据主动，给自己留余地；二来也是要看看两宫的意思，借此摸两宫的底。

西太后对东太后说：“我们也不能让他当傻子玩，这份折子，我们放它一下，看看他们的反应，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两宫将这份奏折压住不发，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样一来，肃顺等人着急了，他们对这份奏折本非常在乎，见奏折呈上去两天还未有动静，不知道两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如坐针毡起来，主动索要奏折。两宫让太监传出话去：“西太后要留着，仔细阅看。”八人没想到西太后会给出这样的理由，好气又好笑。

第三日，西太后感觉到火候差不多了，便召见八大臣，明确表示她们接受董元醇的奏请。肃顺大怒：“我们是襄赞新帝的，没有听命于皇太后的义务，以前让你们翻看奏折亦为多事。” 杜翰更是高声大叫：“臣不能奉命。”

于是，双方开始吵架，八大臣的主要吵架者为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两宫负责吵架的是西太后一人。在西太后怀中的小皇帝吓得大哭，尿湿了西太后一身。

见把皇帝吓着了，八大臣只得退下，之后又商量了一个办法，他们拟诏书“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该御史必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呈上去让两宫太后盖印。

八大臣拟的诏书对两宫不利，两宫自然是不盖印，八大臣又上去吵了一架，但是吵架终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时候，咸丰留下的漏洞对两宫太后显示出有利的一面，没有两宫的印章，八大臣根本做不了事。

八大臣无奈中用起了乡村老太太撒泼的一套，他们不做事，开始了罢工。

辅政大臣罢工，意味着国家机关停止运转，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坏的情况了。八大臣敢这么做，也是有恃无恐，一旦出事，他们会拿“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来说事。

两宫有点心虚了，虽然依着西太后的性子还想顶一下，但是东太后是真害怕了，最终还是她们让步，把八大臣拟的诏书盖章下发。

八大臣赢了，每个人心里都非常高兴，他们高兴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他们找到了对付两宫的办法，只要她们不服从就罢工。

五、奕䜣在北京玩低调

奕䜣回到北京后，立刻见了军方的胜保。

此时清廷的北方精锐都掌握在胜保和僧格林沁二人手中，而且两人正在和太平军和捻军打仗，手中兵权牢牢在握，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胜保是从前线紧急赶来准备去热河哭灵的，这次专程到北京见了奕䜣。奕䜣向他交代了热河的情况，让他去热河要保持低调，不要太锋芒毕露。胜保到了热河果然恭顺老实，只是哭丧，既不多说话，也不要求见两宫，了解他的人都奇怪，这个胜保怎么一夜间就变成熟了？

如此一位军方重量级人物到了热河，八大臣却并不重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胜保多么的重视和亲密。

另一位军方重量级人物就是僧格林沁，这是一个只认皇上的人，和肃顺平时就和不来。如此，两位军头都不站在八大臣一边。

奕䜣有军方的支持，心里有了底，他回到北京反而按兵不动了，留守北京的大臣们都想从奕䜣这里得到真实的情况，好让自己可以政治正确，却根本一无所获。这时，批驳董元醇的诏书从热河发到了各地，这让大多数人似乎明白，八大臣胜利了，便开始议论着以八大臣为方向的政治走向。

奕䜣的亲信建议奕䜣团结一下这些大臣们。奕䜣笑道：“毋庸也，垣、顺等方骄，闻此耗，备当益懈，待其既还，执付狱吏可也，安用大声色为哉？”这句话代表了奕䜣的全盘计划，有军队支持，根本用不着其他大臣们的支持，到时候直接抓人。

北京的舆论，已经完全倒向了八大臣，大家准备迎接八大臣回京辅政。

北京的情况也传到了八大臣这里，肃顺心里高兴，看来我们是赢了。八大臣开始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再次要将董元醇罢免，两宫不同意。八大臣认为已经找到了对付两宫的手段，又再次祭起罢工大旗，两宫果然认怂，将董元醇发往军前效力。这让肃顺完全相信他们已经彻底制服了两宫。

这就是帝王之术，任由大臣们拉拢党派，朝内大臣分为两派或多派，对朝政大事各抒己见，皇帝可以从中斡旋，调停，一则便于控制局势，二则可以安抚人心。

各派系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皇帝是最终受益者。

康熙朝的索额图党和明珠党，就是最好的例子，最终两党都败了，只有皇帝高高在上，永远都是赢家。

历史上敢骂皇帝的大臣很多，他们百分之九十都死于非命，约百分之一成功名留青史。骂皇帝是大逆不道的大罪，罪名是“大不敬”，论罪当诛九族！当然通常都是处死大臣本人，流放其家人；或者罢官流放，或者削爵成民；总而言之，按罪诛九族的极少，历史上只有方孝孺因骂皇帝被诛了十族，且有人说是这清朝伪造的。

秦始皇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刚刚亲政时就将他*荡的母亲赵姬给囚禁在雍城中。不少大臣都来劝嬴政，要求秦王将太后释放出来，并且要孝顺太后，以成就秦王有孝道的美名。秦王政先后诛杀了27名来劝谏的大臣，最终齐人茅焦成功劝得秦王政释放赵太后，茅焦本人也因此功成为博士之一。这件事中先后有27人因劝谏皇帝而死，但最终成就了茅焦先生。

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就是唐朝的魏征了，他因劝谏唐太皇李世民而名留青史。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过魏征死后李世民曾将他的坟墓给挖了，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明朝时文官集团十分得势，有专门的御史负责劝谏皇帝，这些御史经常骂皇帝。这些文臣喜欢死谏，也就是皇帝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以死相逼，或者长跪不起，绝食自尽等。明朝的皇帝发明了一种刑法，也就是庭杖之刑，这种刑法就是皇帝对那些冒犯了他的大臣当众乱棍打死。明朝不少御史都死于庭杖之刑下。不过海瑞算是幸运的，他把嘉靖皇帝骂得无地自容，却好好的活着，还取得了海青天的美名。

这个暴揍大臣的皇帝就是赵匡胤，当初赵匡胤的大臣在受了赵匡胤的惩罚以后，其实是被打掉了两颗门牙。而这个大臣在缓过来劲儿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跟赵匡胤认错，而是选择找着自己的两个门牙，并向赵匡胤表示要带着这个两颗门牙去找史官，让他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而这一点赵匡胤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考虑到如果这件事被你记录下来，那我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而这件事情的大概细节应该是这样的，当初赵匡胤私下让御史张蔼向自己汇报最近的情况。但是虽然说是赵匡胤让张蔼汇报的，但是赵匡胤并没有老老实实的去听张蔼汇报，反而是心不在焉的打着鸟玩。于是张蔼再汇报到一半儿的时候就不汇报了，赵匡胤却以为张蔼汇报完了，于是就说爱卿要没什么事儿你就走吧。

而这个时候张蔼还上来脾气了，对赵匡胤说道微臣汇报的事情虽然说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也关乎着天下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皇上您却在这里一味地打着自己的鸟是不是把这些事情看得太过于小了呢？难道作为一位皇帝，你不应该担心一下自己的百姓吗？

赵匡胤这一听这不是分明的责怪我不关心天下吗？于是就选择惩罚了张蔼。之后就发生了张蔼以史官来顶撞赵匡胤的事情，而赵匡胤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就选择老老实实听张蔼的汇报。

明朝盛产谏臣是因为明朝朱元璋有规定，御史有闻风奏报的权利，不用负任何责任。这就是体制问题，或者说是官僚制度。明朝的官僚制度从理论上来说是1元制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汉族士大夫担任。这是一个独立体系。明朝从宣宗起，因为感到举出身的汉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大家的认同感，使皇帝感到权威的威胁。于是创造了另1个单元，宦官集团。

宦官集团（狭义是内廷太监、广义是阉党），使明朝开始有了2元制。但是宦官集团，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就是宦官集团，必须在皇帝充分信任并且不太喜欢管理朝政的情况下才能得势。像嘉靖、万历这些强势君主下，都没有著名的宦官集团形成。

于是有了嘉靖后期徐阁老把嘉靖吃得死死地，万历在争国本问题上的失败。因为没有听话的宦官集团，士大夫集团成为了唯一能有效治理国家的体系，所以君主只好妥协（什么六科、内阁封还权，都没有用，比如换个人要是不使用封还权 ，这个封还权也就是摆设），因为士大夫共同的价值观，导致皇帝的指令无人执行，才妥协的。

但是皇帝重用宦官时就不一样了，如刘瑾、魏忠贤，因为他们发展出来了阉党，可以代替传统士大夫建立一套有效的行政体系。所以明朝的很多大臣都敢跟皇帝叫板，盛产谏臣了。

明朝大臣中，敢于和皇帝顶着干的，主要有两种人。

第一种叫做言官。

所谓言官，就是指御史、给事中等监察机构的官员。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找错，工作对象包括所有政府人员，当然也包括皇帝。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言官，而明朝的言官是出了名的凶悍。比如大名鼎鼎的海瑞。

想当年，严嵩权倾朝野的时候，海瑞就敢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严嵩的鼻子骂，可是严嵩有嘉靖皇帝在身后撑腰，于是海大人干脆来了一招“抬棺上谏”，抬着棺材来到皇帝的宫门前给皇帝上谏，大有一种“如果皇帝不纳谏，就死给你看”的气势，嘉靖皇帝虽然暴怒，却又碍于海瑞的名声不敢把海瑞怎么样，只能把海瑞革职下狱。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言官这么牛逼呢？这件事儿，还要从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年开始说起。想当年，朱元璋刚登基的时候，因为担心官员上下串通，沆瀣一气，颁布了一条法令：言官可以“风闻言事”。什么叫风闻言事呢？简单的讲，就是言官可以无实证举报，也可以理解为说话不用负责任；如果再广泛一点的理解，就是造谣都可以不负责任。正因如此，言官们越来越牛逼，只要有人敢惹他们，他们就能在皇帝面前造谣生事。

但是，你可能会说，既然言官这么牛逼，那就不惹他们，毕竟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的回答是，你还真躲不起。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还要从历史上的谏臣说起。历史上，有一些谏臣，性格极其强硬，即使是面对皇帝，也极少低头服软，甚至是凭借犯言直谏来青史留名。这些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比干和魏征。这两位，其中一个因为犯言直谏被剜了心，另一个经常与皇帝对骂。这些谏臣的事迹被越传越神，最后成为言官们心中的偶像。

然而，并不是任何言官都能成为比干和魏征。首先，很多人并没有那份勇气，不敢于直接和皇帝对抗。其次，很多人并不具备比干和魏征的才能，毕竟是魏征之所以能跟皇帝对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魏征说话有理有据。毕竟，除明朝之外的各朝各代，言官说话同样要负责任的。什么？你说没有明君治世？拜托，明君也不喜欢胡侃乱骂和造谣诽谤的好吗？

然而，明朝真的是一个神奇的朝代，竟然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既然造谣诽谤都不用承担责任了，那还怕什么？于是，言官们觉得自己实现理想的时候到了，终于可以成为像魏征那样的名臣了。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言官们为了出名，就开始胡侃乱骂、诽谤造谣。当然，言官们也不是谁都骂，他们只骂两种人：仇人和有权的人。骂仇人当然是为了报复，所以在这里主要讲第二类人——有权的人。

为什么么要骂有权的人呢？因为骂他们可以让自己出名。这种逻辑听上去好像很智障，但只要稍微一分析你就发现其中的秘密了。在古代封建社会，权力都是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朝堂上，真正掌权的只有那么三两个人，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无名小卒。

这时候，如果掌权者中突然有一个人倒台了，那绝对是超大新闻，能上好几期头条的那种，而人们在关注这一新闻的同时，都会习惯性地问一问：这种大人物是被谁斗倒的？这样一来，那个斗倒当权者的人也出名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言官们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

但是，言官除了说话不用负责之外，其实是没有任何实权的，那么该用什么方法与当权者斗争呢？思来想去，言官们拿起了他们唯一的武器——嘴，或者说笔。总而言之，他们通过不断的造谣诽谤来攻击当权者，而这个当权者，则包括了一切掌握实权的人。这也就造成言官们如疯狗一样，逮着谁骂谁。今天骂尚书，明天骂首辅，后天还可以骂骂皇帝。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当权者几乎天天躺枪，但是还不能因为诽谤就惩罚言官。法律允许言官风闻言事，言官们是依法造谣诽谤的。

第二种叫做权官。

这里说的权官，并不是一般的权官。讲真的，我其实是很佩服明朝权官的。明朝的权官，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通过对皇帝阿谀奉承，从而获取皇帝的信任最后执掌大权的，像严嵩、魏忠贤、王瑾等人就是如此。

另一种则是通过苦心经营，把下属全都换成自己人，最终架空了皇权的，像徐阶、高拱、张居正就属于这一类。

嘉靖三年（1524）三月初一日，年仅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又一次赢了，给自己父母加上了皇帝的尊号，已故父亲兴献王被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蒋氏则被称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

倔强的嘉靖帝以外藩身份入承大统，经过与文官集团的一番恶斗，嘉靖帝为父母赢得了尊严，如今终于加上了“皇”字。但是，这远远不够，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着实奇怪，这对于嘉靖与父母的关系名分影响很大。

在这场名分之战中，老臣杨廷和一直是嘉靖的对立面，好在此时已经致仕回家了，杨阁老的死党礼部尚书毛澄也病逝了。人事的代谢对嘉靖而言是个利好，在大礼之争中力挺皇帝的官场新秀张璁和桂萼也奉旨入朝。

大礼议这场伦理之战终于结束了，年轻的嘉靖皇帝用果断与铁腕向天下证明，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君王，有能力为父母争得应有的尊严！《明史》对于当时那些站在皇帝对立面的文官做出了“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的评价，至于左顺门的事情，“亦过激且憨矣”。从此以后，嘉靖皇帝更加不信任朝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