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故事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李白简介，关于李白的历史故事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评价：

杜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杜甫：“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辛弃疾：“当年宫殿赋昭阳，岂信人间过夜郎。明月入江依旧好，青山埋骨至今香。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定要骑鲸归汗漫，故来濯足戏沧浪”。—《忆李白》。

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贺知章：“谪仙”。——《本事诗》。

魏颢：“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许多文人都对李白有着很高的评价。

苏轼：“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

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白居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杨升庵：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

严羽：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

王世贞：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艺苑卮言》。

傅若金：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集大成也。—《清江集》。

高棅：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材者徼幸际其时而驰骋哉！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

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唐诗品汇》。

吕居仁：“唐自李、杜之出，昆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江西宗派图序》。

余光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历史上有没有薛仁贵与薛平贵这两个人

薛仁贵和薛平贵两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大电视剧,**,小说和书籍中,深受编剧和导演们喜爱,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薛仁贵与薛平贵这两个人？他们两个都有怎么样的故事？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介绍。

据一些资料介绍,薛仁贵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是唐朝名将,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爱情方面薛仁贵和妻子柳氏非常恩爱,在他三十岁时妻子告诉他：要善于抓住机会,你有一身好的武艺,应该从军立功名,等富贵还乡,在改葬父母也不迟。正是因为妻子的一句话,薛仁贵开始了驰骋沙场四十年的传奇经历。

和薛仁贵不同的是,薛平贵的故事则更多的是民间的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却一直都是折子戏和京剧的宠儿,深受大家欢迎。据老辈艺人流传,山西一位有钱人家请戏班为母亲祝寿,在出演了汾河湾等戏后,其母对剧中薛仁贵与柳迎春最后阴阳相隔的结局非常伤心,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富人便请师父写出大团圆结局的剧本。也就在这时,有一位文人为了不违反历史,于是写出了薛平贵与王宝钏这样版本的故事。

薛礼,字仁贵,汉族,山西绛州龙门修村人,唐朝名将,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随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创造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诸方面在军事、政治上的赫赫功勋。薛仁贵的故事广为民间流传,元代戏剧家张国宾写薛仁贵衣锦还乡杂剧。清代无名氏著有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

薛平贵,民间传说中唐朝时期人物,出身贫寒,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抛绣球选其为婿,其后,薛平贵从军远赴西凉征战,辗转成为西凉国王,回到中原与王宝钏相聚。中国各地有许多关于薛平贵事迹的戏曲剧种广泛流传。

从种种迹象中表明,薛仁贵的的确确是在历史中存在过的人物,而薛平贵则不同,大多存在于民间传说中,历史也并无记载,虽然俩人名字只差了一个字,但是两人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构的,还是有很大差距。

薛仁贵生平简介薛仁贵怎么死的？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薛仁贵妻子是谁？薛仁贵一生最大的败笔大非川战役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