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来的儿媳妇，和农村婆婆交流困难，整天吵架怎么办？

我是哈尔滨人，从小在市中心长大，家境优良。我老公是五线城市农村的，多年前我们一见钟情，感情一直非常好。今年我们结婚了，出于本地习俗，我们需要和他父母同住，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结婚后婆媳矛盾不断升级，让你文字里面提到的，口味不同，吃饭吃不到一块去，生活习惯不同，人均素质不同，语言也不同。

结婚后，我婆婆让我多去与邻居走动，显摆他多有面子（我是他们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媳妇儿），一开始我尝试过，但是我发现我所说的东西，那些村民根本就听不懂。日子长了因为饮食问题，我饱受委屈，所以后来我决定自己买厨具单独开火做我和老公自己的饭菜，但是这一行为也让我婆婆丢尽了面子，因为在当地如果住在一起不一起吃饭，就是丢婆婆的脸。

因不合我婆婆的意，他老人家频频找茬，说我穿的不好，不打扮自己，不会合群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我平日里在家画画写东西，养植物，衣着也都是朴素淡雅型，我和老公也都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状态。可是到了婆婆嘴里这就不行了。最近一次矛盾升级，婆婆因我不合她得意就冲我大喊大叫，我老公上前与她理论，婆婆撒泼打滚，破口大骂。对于婆婆这样无理取闹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老公跟我说，我们走。我直接跟我老公说，这是我们家为什么要走啊？最后我老公将我婆婆推出了门。

通过这一次我算是明白了，我要跟婆婆耗到底。你越看不惯我们，我们越不走。要打架我也不怕，反正我东北人不怕打架。像楼主说的，婆婆还给你买点水果，买点吃的，原来我给婆婆买过很多东西，从吃穿到用，没得到一点好。她也不给我买东西。现在我什么都不买，也不指望她对我好。顺便说一下，我和我老公感情一直非常好，我和我公公的关系也没有问题。全家从里到外就我婆婆这么一个祸害，每个人都讨厌她。

农村人确实会为了争几公分的土地吵架，因为这并不是一点土地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了家中的尊严以及面子。如果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和对方争吵，农村人就会感觉你很好欺负，然后都来占你家的地，最后你家的地就会越来越少。毕竟农村人不懂很多的法律，他们只知道你能占，那我也能占，有便宜不占就是傻子。所以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能忍让，不然就有可能让家人被全村人欺负，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村里的人也不会让你们两家人吵个不停，肯定会请村长来进行调和，这个时候对方可能会给予一些赔偿，你也不会落下面子，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有的时候你不生活在农村，对于某些事情就是不了解的，比如说征几公分土地的事情。对于城里面人来说几公分的土地是比较少的，但对于农村人来说，这一点土地可能能够多种一点粮食，也能让家中的收入多一点。再加上如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分配，如果被别人占了几公分，就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根本没有办法在分配到几公分的土地了。在自己的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当然是要进行反抗的，不可以那么的忍气吞声，这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不会出现了，因为农村人大部分都来到了城市发展，比如说进厂打工或者去工地，但体力活大部分的土地都处于荒废的情况，根本就没有人种，你当然是可以和对方说好，然后种这一块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可以把地种的粮食给一点对方，相信对方也是很愿意的。因为地不种就会长满杂草，之后再重新耕种，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时代也是在进步的，曾经的土地如今也变得不那么吃香了。

农村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如果家中的男性总是缩头缩脑的，就会被大部分人嘲笑和看不起。

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很多的妇女，经常吵架，一个村里的妇女吵架是常有的事情，可以说一言不和就吵吵，动手也是家常便饭，能动手的就不吵吵，那时妇女打架也挺吓人的，我还小，是个小孩儿，心理素质也差，看到她们吵翻天，心里特别害怕，看到她们打起来，跟疯子一样，真担心会打死了人。看两个妇女在一起撕撕打打，那真叫抓破脸，手撕对方，把脸上挠的，一道子一道子，场面很惨烈。也有光骂架的，双方都不动手，可能是有一方是外地来的，不是工们本地的，但是骂架骂得很花花。

我还能回想起一些场面，有邻居之间打架的，因为别人家的鸡吃了她的菜，也有这家的鸡被另一家的狗咬了的，也有这个人说闲话，被另外的人知道的，打起来的，有借东西不还打的，也有看不顺眼打的，有双方家长因为孩子之间打架，然后大人参与打架的，有两家里两个动物打架，然后人也打起来的，在我们那里，打架的原因太多了。人物身份也不一样，有婆媳之间打的，有妯娌之间打的，有姑嫂之间打的，有邻居之间打的，村民之间打的。

自从包产到户之后，打架的越来越少了，以我个人对农村的了解，在所见所闻、分析推理的基础上，总结出以下几条原因：

一，生活富裕了。当前，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富裕了，包容之心也就大了，对生活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已经不太在意了，所以她们可以承受的能力增强了，遇事想得开，不生气了，释然了，可以谅解别人了，所以不想打架了。

二，那架的成本增加了。以前虽然老打架，但是讹人的很少，打过了就过去了，不会没完没了，挨打的，自认为没有人家能耐，擦破了皮，碰了哪里，慢慢好了，也就算了？现在不行了，只要一动手，人家往那一倒，这事就麻烦了，还得给人家看病，最后还得求人家原谅，说自己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到最后什么便宜没见到，反而吃了大亏，所以人们也看透了这个过程，知道吵架没有用，打架更不行，就算是吵架，人家装成上心脏病犯了，一下子就把你讹了，一个村里有一回这样的事情，下回大伙都有教训了。

三，大家都在忙着致富。家里的事情有的是，活也干不完，钱也挣不够，哪里还有心思打架，孩子没有教育好呢，家里的钱不够花，都在一线忙着，一门心思挣钱，哪有时间也打架，谁也不愿意惹麻烦？都学会了和气生财，还希望多个朋友多条路，互相帮衬，好还好不过来呢，还有时间去打？

四，觉悟提高了。以前打架的那些妇女，现在都成了奶奶姥姥了，都有自己的小孙孙，有时候就带小孩在家里，怎么能去打架呢？而且说话也很在意了，不然子孙不跟着学吗？，所以为了子孙后代，她也要注意一点自身的形象，即使碰到一些窝囊点儿的事儿，也不会太在意了，跟别人计较那些没有用，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相互伤害有什么意义呢？

五，家边的人口越来越少。好多村民都搬到城里去住了，那些孩子们到城里去打工，有的念书，然后就在城里工作了，在城里找了个对象，也不回农村了。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非常少，剩下的这些老年人，整天在一起谈谈天说说话，看淡了人生，相互在一起，有个倾诉的对象，谈谈电视剧，谈谈新闻，谈谈家长里短，谈谈从前，谈谈家里的孩子，见了面也亲近还亲不过来，哪还能打的起来呀！

农村人口流失，甄试里的人越来越少了，相互之间还指望着帮忙做点事，相互照看一下呢，邻里之间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还打什么架？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你在农村盖房子和隔壁挑边的事吵架，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谈，你建房子本来是好事，没有必要困为一点边界吵架，你年轻不要和老一辈子的人一样动不动就吵，动不动就打起来，要学会处理纠纷，以理服人，吵架解决不了任何事情。还有邻里邻居应搞好关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好好调解，不要再吵了。